金融大鳄索罗斯：习近平领导的中共是全世界最大最危险公敌，干死习近平远高于美国利益

【金融大鳄索罗斯：习近平领导的中共是全世界最大最危险公敌，干死习近平远高于美国利益】

世界巨亨索罗斯在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说，直指习近平为“开放社会的最大敌手”。
他说：“习近平成为信奉开放社会理念的人们最危险的敌手。 ” ，并称“对打败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的兴趣，超过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关心”。
索罗斯在演讲中以他自己提倡开放社会的经验起头，介绍他过去一年对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的观察，他意识到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大陆对开放公民社会构成前所未有的危险。
其中，“社会信用体系”这个体系“对人们进行评估，以确定他们是否会对一党制国家构成威胁，并因此而区别对待。 ”他认为这个体系“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个人命运从属于一党制的国家利益。 ”
“专制政权若垄断信息技术，那么就会让专制政权在本质上比开放社会更具优势。 ”
同时，中国透过一带一路与融资借款输出影响力，并且想要透过新的网络平台与技术控制发展中国家，为数字经济将来的发展制定规则。
索罗斯也在演讲中批评特朗普对中共的态度软化，甚至回身攻击自己的盟友。他认为会抵销掉政策压制中共的力道。
他说，他过去曾经认为应当要将中国大陆融入全球治理机构，但是习近平的作法改变了他的想法：“我现在认为，美国应该把重点放在中国大陆，而不是与全世界发动贸易战，应该要更严厉打击。 ”
“现实是，我们现在已经在冷战当中，而且很有可能激化成热战。 ”
犹太裔的索罗斯回忆道，作为在匈牙利出生的犹太人，年轻时差点被纳粹送到集中营，所幸逃过一劫。
索罗斯认识到中西方根深柢固的文化差异：“他们（中国人）熟悉儒家的传统观念，而在中国没有投票选举的传统。他们的思维仍然是等级制而不是平等主义的，对高职位有天生的尊重。但我想要的是每个人都有投票权。 ”
他提到，儒家传统当中，有一些幕僚在不同意皇帝的作法时，尽管冒着可能被流放或斩首的风险，仍然会大声疾呼。
这也给他带来后续的新思考，即是，必须把“中国人民”与“习近平”区分开来，并将希望寄托在秉持儒家传统的菁英身上。 ：“社会信用体系如果开始运作，习近平将能够完全控制人民。 既然习近平对开放社会抱有敌意，那么中国大陆的人民便成为希望所在。
索罗斯在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讲中对此事只字未提，但是说“致力于保存开放社会的人，应该要同心协力组成有效的联盟。我们有一些不能交给政府来做的重要任务。 ”



以下是索罗斯演讲全文：

我想今天晚上向世界发出警告，一个前所未见的危机，正威胁着自由世界的生存。
去年我在这里用了很多时间分析资讯科技垄断的邪恶角色，我那时是这样说的：独裁国家和数据丰厚的资讯科技巨擘联盟出现，这带来处于初始阶段的企业监控系统，与已在发展中的国家监控结合。这可能带来极权主义管控网络，就连乔治奥威尔也无法想像。
今天晚上，我想要大家注意，由机器学习及人工知能控制的工具，对自由社会带来的致命危险，可能落入极权政权手里。我把重点放在中国，习近平要使一党制的国家，具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威。
去年之后，很多事情陆续发生，我知道很多在中国出现的极权主义管控情状。
个人的资讯急速增长，将在一个中央化的资料库集中，成立「社会信用系统」。根据这些数据，人们将被演算评估，判断他们会否对一党制国家构成威胁。之后就据此对付人民。
社会信用系统还未开始全面运作，但很清楚，它将变会成什麽样子。它会把个人的命运，变成一党制国家利益的从属，这种做法是历史上前所未有。
我觉得社会信用系统令人震慄和厌恶。很不幸，一些中国人却感到这特别具吸引力，认为它提供了目前没有的资讯和服务，可以用来保护安份守已的老百姓、对抗国家的敌人。
作为自由社会基金创办人，我一生都与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极权和极端意识形态斗争。我坚信人民对自由的渴望不会永远受到压制。不过，我得承认，自由社会此刻面临深重危机。尤其感到不安的是，由人工智能发展出来的控制工具，给独裁政权在面对自由社会有着先天优势。对独裁政权而言，控制手段提供有用的工具，对自由社会来说则是致命威胁。
我用「自由社会」来描述法治盛行、反对一人统治，国家角色用以保护人权及个人自由的社会的简写。我的看法是，一个自由社会，应该对深陷歧视、社会排挤，以及无法保护自己而遭苦难的人特别关注。
相比之下，独裁政权用尽手上的控制方法，让自己永保权位，牺牲了被他们剥削和打压的一群。
如果这些新科技让独裁政权拥有先天优势，自由社会如何得到保护？这是一个令我极其关注的问题。这亦应是那些想生活在自由社会的人关注的。
自由社会需要管制生产控制工具的公司，而独裁政权可以称它们是「国家冠军」。这是令到一些中国的国营公司，可以追得上甚至超越跨国巨人之故。
当然，这不是令我们今天关注的唯一问题。举例说，人为的气候变化，威胁我们文明的生死。但是，自由社会面对的结构性不利因素令我关注，我希望分享如何对应的想法。
我深深的担忧，是来自我的人生。我1930年生于匈牙利，我是犹太人。13岁时，纳粹佔领匈牙利，把犹太人赶进灭绝集中营。
我那时非常幸运，因为父亲知道纳粹政权本质，他安排了假的身份证明文件，以及家人与其他犹太人的藏身之地。我们当中的大部分，都能够倖免于难。
1944年，是我人生经历形成的一年。我很年轻时就知道，什麽政治政权主管国家的重要性。当苏联佔领军取代纳粹政权，我离开匈牙利到英国避难。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我在导师卡尔波普尔的影响下，发展出自己的一套概念框架。其后在我金融巿场觅得一份工作，证明这套框架出人意表地有用。这套框架与财经完全无关，它是基于批判思考。这让我分析机构投资者各种理论的不足之处。我于是成为一个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也令我对自己是世界上收入最多的批评者感到自豪。
打理一个对冲基金的压力很大。当我赚到比自己和家人要用的还多的钱，我进入了中年危机。为什麽我不要命地赚更多的钱？我反思良久，到底要什麽，1979年，我创立自由社会基金。我把目标定为帮助打开封闭社会，减少自由社会的匮乏，以及推动批判思考。
我的第一个方向是弱化南非的种族隔离主义。之后我把注意力放在打开苏联制度。我与匈牙利共产党辖下的科学院合资一个项目，它的代表私下对我的做法表示同情。这个安排，获得超越我最疯狂梦想的成功。我迷上这个「政治慈善事业」。那是1984年。
跟着下来几年，我尝试在其他共产主义国家重覆在匈牙利的成功经验。我在苏联帝国做得甚为出色，包括苏联，但在中国则是另一个故事。
我在中国的首个行动，那时看来相当有前景。这是包括当时在共产世界广获仰慕的匈牙利经济学者，与在中国刚刚成立、亟欲向匈利牙学习的经济智库成员互访交流。
在初期的成功基础上，我向中国智库负责人陈一谘提出，在中国重造匈牙利经济模式。陈获得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及其富有改革思想的政策秘书鲍彤的支持。
1986年10月，一个名为中国基金（China Fund）的合资项目启动。这是一个在中国截然不同的机构，理论上，它有全面自主权。
鲍彤是中国基金的领导者。不过，激烈改革一系的敌人众多，联合起来攻击鲍彤。他们说我是中央情报局特务，要求内部安全部门调查我。为了保护自己，赵紫阳换走陈一谘，取而代之的是对外安全部门的一名高级官员。由于两个部门同级，谁都不能干涉另一部门的事。
我同意这一变动，因为我厌倦陈一谘把太多款项拨给他自己的研究所，我那时还不知道幕后的政治内斗。但是申请中国基金的人，很快就留意到中国基金是政治警察所控制，开始远离。没有人有勇气向我解释当中原因。
最终，一名中国保证人冒着相当风险来纽约告诉我。之后，很快就赵紫阳下台，我借此结束了基金。这事发生在1989年天安门屠杀前不久，与基金有关的人留下「污点」纪录。他们竭尽全力洗清自己，最终都成功。
回首前事，很明显，我企图在中国建立一个以民众不熟悉方式运作的基金是错误的。在那时候，捐助是缔造捐献方与接受方之间的共同义务感，使双方有义务永远对另一方忠诚。
历史就这麽多。现在我谈谈去年发生的事，当中一些让我吃惊。
我第一次去中国时，见过很多权力中人热切相信自由社会的原则。他们年轻时下放到农村再教育，比我在匈牙利时更加艰苦。但他们活了下来，我们有很多相同之处。我们曾经都受独裁统治。
他们热切学习卡尔波普尔有关自由社会的理念。他们觉得想法非常吸引，但是他们的诠释与我的有些不同。他们熟悉儒家传统，但中国没有投票传统。他们的思想仍停留于层级及内在的尊崇高层。我则是更为平均主义，同时希望所有人都能投票。
因此，我对习近平在中国遇上大量反对并不惊讶，但惊讶的是形式。去年夏天，领导层在海边胜地北戴河开会，习近平似是被挫威风，传说会议反对取消任期限制，也反对习建立围绕自己的个人崇拜。
重要的是，要知道这些批评仅是对习近平做事过头的警告，而不是推翻取消两任任期限制。他推广「习近平思想」，视此是他对共产主义的提升，已被推高到与「毛主席思想」同一层次。于是习仍是领袖，可能是终身如是。近来的政治内斗的最终结果，仍然未有解决。
我一直留意中国，但是自由社会太多敌人，当中一马当先的是普京的俄罗斯。最危险的情景，是这些敌人互相合谋或互相学习对方如何打压人民。
问题是，我们要做什麽才能阻止他们？第一步是承认危险。这便是今晚我为什麽要说出来。但是现在来到困难的部分。我们当中谁想保住自由社会，必须一起工作，组成一个有效联盟。我们的任务，不可以留给政府。
历史说明，尽管政府要保护个人自由，但仍有其他利益。他们会优先考虑国民的自由，先于大原则上的个人自由。
我的自由社会基金全心全意保卫人权，特别是那些没有政府保护他们的一群。当我们40年前开始时，很多政府支持我们的努力，但是排序愈来愈后。美国和欧洲以前是我们的强大盟友，但他们现在正受国内问题所困。
这样，我要集中在我认为是自由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中国将发生什麽事？
这个问题只能由中国人民回答。我们能做的是，在习近平与中国人民之间画出清晰界线。由于习近平对自由社会公开敌意，中国人民便是我们的希望之源。
事实上，他们就是希望的基石。正如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对我解释那样，儒家传统：皇帝的谋士一旦强烈不同意皇帝的做法或旨意，他们就会发声，即使后果是流放或是处死。
这对于陷于绝望边缘的我来说，可以是大大的嘘一口气。在中国的决心保卫自由社会的人，大概是我这把年纪，大多是已经退休，他们的位置由靠习近平提升的年轻一代接过。但新的政治精英出现，愿意保住儒家传统。这意味习近平在国内继续面对政治反对力量。
习近平向其他国家展示中国作为模范榜样，可他不但面对国内还有国外的批评。他的「一带一路」倡议已在执行，足以显出它的不足之处。
「一带一路」倡议设计用来推广中国利益，不是接受方国家的利益。它的野心勃勃基础建设，主要用贷款资助而非捐赠，而外国官员经常收贿接受这些项目。很多项目证实经济上不化算。
最具标志性的案子是在斯里兰卡。中国建设一个港口是为了自身战略利益。港口无法吸引足够的商业航运来还债，结果让中国取得港口。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案例，引致广泛的不满。
马来西亚带头反弹。上届由纳吉率领的政府投向中国，但2018年5月，纳吉在大选被马哈蒂尔为首的联盟击败下台。马哈蒂尔立即叫停一些大型基建项目，最近正与中国谈判，马来西亚要赔偿多少钱。
中国最大投资国的巴基斯坦，情况并不明确。巴基斯坦军方全面受益于中国，但去年8月上台担任总理的伊姆兰汗则是含糊不清。2018年初，中国和巴基斯坦宣布在军事合作上的宏图大计。到了年底，巴基斯坦深陷财政危机。但有一样事愈发清楚，中国打算以「一带一路」倡议来作军事目的。
所有这些挫拆，逼得习近平要修改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取态。9月，他宣布要避免「虚浮项目」，倾向小心设计的倡议。10月，《人民日报》警告，这些项目应该服膺受方国家的利益。
客户们已先行提出警告，其中一些，像是塞拉利昂到厄瓜多尔，正在质疑或是重新谈判项目。
更加重要的是，美国政府现已视中国大陆为「战略敌人」。
即使这样，指中国是战略对手是太过简单。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国际主角。对中国有效的政策，不可能减到变成一个口号。
这需要更加精密、详细、实际；这必须包括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回应。博明的计划没有回答，到底最终目的是公平竞争环境抑或是从此与中国不相往来。
习近平完全明白美国新的政策对其领导的威胁。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用在G20峰会与特朗普的会晤来赌一把，与此同时，全球贸易战升级，股巿在12月出现大量抛售。这对把所有力量集中2018年中期选举的特朗普构成困难。当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双方都很想达成协议。所以，他们达成协议并不奇怪，但这只是一个没有结果的协议：停火90天。
同一时间，清晰显示中国正出现广泛的经济下滑，影响世界其他地区。全球放缓是巿场最不欲见的事。
中国未有公诸于世的社会契约，是建立在稳定上升的生活水平。如果中国经济及股票巿场下跌严重的话，社会契约便会受到损害，甚至商界也可能反对习近平。如此的衰退可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丧钟，因为习近平可能耗尽资源继续资助如此多的亏本投资。
在全球网络的管理问题上，中国与西方正进行一场未有公开的争逐。中国想通过新平台和科技垄断发展中国家，从而主导数码经济的规则和程序。这是对互联网自由的威胁，也是对自由社会的间接威胁。
去年，我仍相信中国大陆应当更加深入融入全球管制系统，但习近平的所作所为改变了我的看法。我现在我看法是，美国应放下与全世界进行贸易战，而是聚焦中国大陆。不是轻轻放过中兴与华为，而是需要打击它们。如果这些公司垄断了5G巿场，这代表了对世界其他地区构成不能接受的安全风险。
遗憾地，特朗普总统看来是走着不同的路：对中国大陆让步、声称取得胜利、重新攻击美国盟友。这会破坏压制中国滥用及过火行为的美国政策目标。
最后，让我把今晚的信息总结。我主要的重点，是拥有资讯科技垄断的极权政权，令得这些政权对自由社会有着内在优势。管控的手段，在独裁政权手上是有用的工具，对自由社会来说是致命威胁。
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萌生的《联合国协议》的梦想是有可能的。这会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目前冲突循环的适当结局。这将重新建立国际合作，让自由社会开花盛放。这是我的看法总结。